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

1987年年末，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用俄语发表演讲——后以“别开生面”（Uncommon Visage）为题刊载于次年年初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在演讲中，布罗茨基首先向两位英语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和温斯坦·奥登，以及三位俄语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致敬，因为，“若没有他们，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位作家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随后，布罗茨基将话题转向语言和文学的功能：“相较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或国家形式”，它们无疑“是一种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在他看来，文学，尤其是诗歌，在重压之下，即便不能成为自我保全的一道屏障，至少也应当成为抵抗奴役的自我防卫手段——“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affairs of the state），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务（affairs of literature）”。最后，布罗茨基以亲身经历为例，重新定义当代诗人：倘若一个人对语言（母语）的依赖程度如同“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那这样的一个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

布罗茨基的演讲意味深长，但他本人语调平稳，神色镇定自若——据陪同他前往现场的好友列夫·洛谢夫（Lev Loseff）描述，“甚至还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一同出席庆典的另一位好友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也注意到，“步出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布罗茨基腋下夹着一本书，目不转睛地远眺波罗的海彼岸——那是他的故乡圣彼得堡的方向”。很显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与极为相似的瑞典勾起了诗人布罗茨基的乡愁。斯德哥尔摩的石桥，花岗岩铺就的河岸，以及城市广场耸立的雕像，都与圣彼得堡如出一辙。布罗茨基的一位瑞典友人日后回忆说，相比于气派的大酒店，诗人“更喜欢寄居在狭小的旅馆——但是，从旅馆一定要能看到波罗的海的景致”。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间，诗人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去一趟瑞典，品尝那里的“苦酒”——其酒味酷似的伏特加。正如布罗茨基晚年在诗中坦承的那样，他思乡的双眼更喜欢“逗留在瑞典的某个角落”，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他习以为常的波罗的海的气息，并以此纾解他无以排遣的思乡之情。

布罗茨基刻意选择“狭小的旅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逼仄的空间和狭隘的视野会让他再次体验“居家”的感觉。他的家位于圣彼得堡（即列宁格勒）铸造厂大街，原本是一幢雄伟的六层楼建筑，始建于1870年代，后被拆分为单居室和套间交错的集体宿舍——布罗茨基一家“拥有”其中一个半房间。该建筑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大名鼎鼎：阿赫玛托娃回忆在她童年时候，父母曾携她乘坐马车来观赏这一“城市景观”；她的丈夫古米廖夫曾和另一位诗人勃洛克一同在此举办“文学讲习所”（后更名“诗人之家”）；而布罗茨基家所在的一间半“套房”，恰好是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和诗人吉皮乌斯夫妇的旧居——夫妇二人自1920年巴黎直至客死他乡，终生未得返国，似乎冥冥之中也昭示了布罗茨基本人日后的命运。

布罗茨基后来在散文《一个半房间》中还原了1960年代典型的苏联城市居民家庭生活：一个半房间是母亲单位分房，父亲原为海军军官，在清洗犹太人运动中被打回原籍，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业余喜好摄影，通过给当地报纸投稿赚取微薄稿酬——全家主要经济来源是担任文员的母亲的工资收入。后来布罗茨基以“社会寄生虫”（social parasitism）罪名受审，这也成为他的呈堂证供罪状之一：好逸恶劳，不肯为社会建设添砖加瓦，却依赖父母供养（“不劳而获”）。在家中，嗜好读书的布罗茨基不断扩张他的私人领地，结果他的书房占据了家中一半以上面积，父亲只能退守到阳台撰写他的文章——他的投稿往往以“波罗的海上空乌云密布，雾霭沉沉”或“涅瓦河畔，矗立着一尊宏伟的青铜雕像”之类开头，颇有宏大叙事的气派，布罗茨基却对此类当局刻意打造的“矫饰”文风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数十年如一日俄语“通俗化”的恶果——其流风所至，几乎所有口头演讲及文字材料，无不充斥陈词滥调（cliché），大而无当，纯属语言的滥用（abuse）。借用布罗茨基本人的话说，“比一国政治更可怕的，是语言的”。

偏好旅馆狭小的空间，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布罗茨基两度被送往精神病院进行医学鉴定所造成的心理创伤。19年初，他在列宁格勒的一家医院待了三周（其中有三天被关在重症监护室）。多年后，在对记者谈及这段往事时，他回忆道：“这是我不得不经历的最痛苦的事情，确实，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糟的……他们在半夜把你从床上拖出去，裹上床单，然后浸入冰冷的水中。他们强行对你注射不明液体，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损害你的健康。”据研究，布罗茨基“领教”的是当时精神病院常见的两种疗法，前者是“湿裹法”，即以湿布裹住病人，加捆宽皮带，湿布在收干过程中越裹越紧，病人的呼吸越发困难，以至神志不清；后者是“注射法”，例如注入某种烈性麻醉剂后，病人会持续高烧，其后遗症多为记忆系统紊乱及大脑严重损害。在赫鲁晓夫时期，在内务部统一管理之下，遍地开花的精神病院堪称集中营的附属或配套机构。鉴于病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因此他们的最佳去处，往往是临近的某一座营。

布罗茨基侥幸逃过一劫，然而紧接着，他却不得不接受一场史无前例的滑稽审判。《文学报》记者维格多罗娃不顾法官阻挠，勇敢地记录下庭审的整个过程。针对公诉方的恶意指控——“布罗茨基逃避生产劳动，游手好闲……其诗作是颓废文学、现代主义和最庸俗的胡言乱语的混合体”，有三位列宁格勒作协成员自愿出庭作证，他们一致认为布罗茨基并非一无是处的“废物”，恰恰相反，他所从事的职业（写诗和译诗）“需要天赋和知识储备，是一种极为艰巨的脑力劳动”，许多时候，“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你必须翻阅成千上万吨的文字矿石”。因此，正如布罗茨基本人在结束当庭陈述时的申明：“我不但不是一个寄生虫，而且是一名能为祖国增光添彩的诗人”——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然而，奉命行事的法官不为所动。庭审结束后，向三名证人所在单位送达密函，称此三人居然“为一个寄生虫鸣不平，把一个无业青年吹捧为未获社会认可的天才诗人”，云云。至于当事人布罗茨基，尽管他在庭上巧舌如簧，并不时赢得满堂喝彩，但终究难逃法网——他被判处流放北境，刑期五年。据说，勃列日涅夫闻讯大怒，痛斥手下一帮蠢货不学无术，将“审判搞得不成样子”。照他的看法，根本就不该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起诉，结果弄出一堆文人作家在庭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不仅令主审法官当众出丑，而且令威仪赫赫的国家司法机关颜面扫地。

赫鲁晓夫以及继任的勃列日涅夫对布罗茨基的嫌弃和憎恶并非毫无缘由。作为一名内务部榜上有名的异端分子，布罗茨基在十五岁那年辍学，从此彻底告别现行教育，同时也走上了抗拒思想改造的反动道路。他无视国家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反，却对现行政治制度指指戳戳、冷嘲热讽。在他看来，国家目前“正处于巨大的困境之中。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长期以来，民众在高压之下战战兢兢，养成了依赖国家，特别是依赖家长式领导人的习惯，却从来不肯承担共和国公民的责任——在一次访谈中，布罗茨基曾讲过一个行刑者的故事：在决了又一批死刑犯之后，此人心安理得地“下班”回家，打算和妻子一道去看戏。途中，他又因为妻子的卷发和她大吵一架。总之，丝毫不会感到任何良心和道德的谴责。然而，问题在于，家长式领导人并不都是英明神武的圣主，也有可能是外强中干的暴君——照布罗茨基的看法，与古罗马的卡利古拉或尼禄不同，当代的暴君无需借助血腥屠戮获得拥戴，相反，通过精妙无比的顶层设计，他一声令下便有无数人竭诚效忠，从而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日后布罗茨基在《论》一文中刻画的暴君形象，明显指向好大喜功的勃列日涅夫——此人原本为官僚内逐级向上爬的平庸之辈，只因机缘巧合而荣登大位，遂自命为天选之子。而他所施行的，乃是亚里士多德所谓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这三者“最糟糕的合体”——时至二十世纪，这三者越发密不可分：寡头政体披上了“政党”的外衣，暴民政体则打着“民主”的旗号，最终由一个高踞金字塔顶端的暴君对所有人发号施令。

1972年4月，布罗茨基被秘密传唤，告知他已被当局驱逐出境。临行前，诗人致信时任苏共总勃列日涅夫，表达自己对故国的眷恋之情：“我属于俄罗斯文化，我感到自己属于它的一部分，任何空间的转换，都无法改变这一最终结果。语言是比国家更古老、更无法逃避的现象。说起国家，我认为爱国的方式不是崇高的宣誓，而是用周围孩子们所使用的语言写作。”与此同时，诗人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文学事业不朽的坚定信念：凡人皆有一死，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而衰老和死亡，其实都是时间对人的“赠与”，因此，“我们大家都会得到同样的一个判决：死亡。写下这些文字的我会死去，阅读这些文字的您也将死去。……因此，谁也没有权力去妨碍其他人做自己的事情”。在书信结尾，布罗茨基信心满满地做出预言：“我相信，我会归来，要知道，作家总要回归，即使肉体无法归来，也能通过作品重返家园。我希望两者都能实现。人类已经超越了强权即真理的时代。”

布罗茨基越级“上书”，当然不是恳请勃列日涅夫法外开恩，而是表明自家立场：作为一名诗人，或“未经公认的立法者”（law-giver），他天然拥有抗辩的权利——他所捍卫的不仅是个利，更是自普希金以来“诗人—沙皇”双峰对峙的“道统”。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花岗岩纪念碑落成之日，普希金不无骄傲地宣称，他本人“非人工”的无字碑将比沙皇的纪念碑“活得更久长”。普希金之后一个世纪，布罗茨基的文学前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同样不畏强权……然而这一次，诗人再也没能延续普希金被沙皇赦免的好运。

相比于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得以提前结束刑期（实际服刑十八个月），从流放地生还，完全应当归功于记者维格多罗娃和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的奔走营救——后者争取到著名诗人马尔夏克和钢琴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签名，并向作协领导人递呈亲笔信，请求作协出面干预。列夫·洛谢夫在《布罗茨基传》中提到，多年来，无论辗转何方，诗人一直将阿赫玛托娃的照片悬挂在书桌上方的墙上，以志感激之情。然而，布罗茨基不知道的是，真正改变他命运走向的或许并非国内友人言辞殷殷的陈情表，而是国际友人咄咄逼人的绝交书。1965年8月，法国著名作家让-保罗·萨特以“欧洲作家联合会”的名义，致信最高苏维埃团米高扬，一方面对青年诗人布罗茨基当下的处境“深表关注”，另一方面则暗示倘若此事处置不当，则有可能威胁到双方正常的文化交往。

提前获释的布罗茨基被客客气气地送上国际航班，经维也纳、伦敦短暂停留后，最终抵达美国。在机场，他感慨自己历经艰难，之后开启了他文学创作（及翻译）的腾飞之路。短短十余年间，这位被当局判定为“废物”的青年诗人如凤凰涅槃，展现出惊人的才华和创造力：他不仅以名校文学教授身份在《纽约书评》《新共和》等权威期刊发表评论文章，而且接连出版数种诗集和散文集，并斩获“全美图书评论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等重磅奖项——直至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四年后又荣膺美国“桂冠诗人”称号）。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布罗茨基伫立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眺望波罗的海彼岸之际，尽管身边有一众友人簇拥，他内心的忧伤却始终难以排遣。此时此刻他最大的心愿，是父母能够和他一道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见证布罗茨基家族的荣光。

但事与愿违。事实上，自布罗茨基去国至父母先后离世的十二年间，他们再也未能相见。对布罗茨基来说，唯一能够表达亲情的方式，是保持每周一次跟父母的固定通话，然而，在被警方严密监听的电话里，他们其实根本无法交流情感——正如布罗茨基后来在回忆父母的散文中所说：“我们必须寡言少语或拐弯抹角或委婉含蓄。主要是谈天气或健康，以及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而绝口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主要的一件事情，是聆听对方的声音，并以这种动物性的方式使我们对彼此的存在感到放心。”十二年间，年迈的父母四处奔走，在无数的国家机关和部门之间来回穿梭，希望在去世之前能获准出国探访自己的独生子，而有关部门的态度异常强硬：不行，甚至以第三方国家的某个城市为名绕道探访也不行。在诊断患有心肌梗塞后，绝望的父亲尝试单独办理签证出国，而将母亲孤身一人留在家中做“人质”，结果仍是“不行”。获知消息后，布罗茨基再也无法保持平静：“我不知道，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感觉如何。他们多少次被恐惧包围，多少次在死亡的边缘徘徊，当痛苦减轻时，又怎样重燃希望，希望我们三人再次团聚。”在他的记忆中，在电话那头，父亲抱怨最多的是国际长途有“三重回音”以及他本人“脚踝不断肿胀”，而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则是，“儿子，我今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到你。这是我还想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布罗茨基将他对远在故乡的父母的回忆和思念之情全都写进了诗文，因为他坚信，“人究其实质而言就是我们关于他们的记忆。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归根结底就是一张由他人的记忆编成的织锦。死亡到来，这织锦便散开了，人们面对的便仅为一些偶然松散的片断”。在《纪念》（In Memoriam）一诗里，诗人追忆常年操持家务的母亲：“对你的思念正在褪去，就像一个得到指示退下的旅店女仆。”在另一首诗作《在意大利》（In Italy）中，他反复吟诵父母生前的叮咛，并哀叹“那些爱我胜过爱自己的人已经不再活着”。在《纪念斯蒂芬·斯彭德》（In Memory of Stephen Spender）一文中，布罗茨基从这位英国诗人身上看到了父亲的身影：看着诗人的儿子把螺钉钉进棺材，布罗茨基写道：“他正在与眼泪抗争，但后者占了上风。没有人能帮他；我认为也不必要。这是一个儿子的宿命。”——子欲养而亲不待，在布罗茨基看来，人生之哀恸，莫过于此，而当下，这正是他本人的遭遇：最终，“大理石般雪白的母亲”和父亲一样，化为“丝绸般的粉末”，并在高高的烟囱上“形成了一朵云”。获悉父母被火葬（而非土葬），布罗茨基一度出离愤怒……紧接着，他又陷入无尽的悲伤和绝望，“父母死后，布罗茨基家在这世上仅剩下我一人”。

自父母去世直至他本人逝世（1996），布罗茨基终身再未踏上国土，尽管当初驱逐他的不断发出邀请。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但我仍坚持用俄语写作，并且深爱这种语言……”布罗茨基用“那个国家”指代，用圣彼得堡指代故乡而不用列宁格勒，乃是因为他心目中的乡愁，不仅是地理空间概念，更是语言文化概念——毕竟，承载文化乡愁的母语语言更古老、生命力更长久，是他持之不渝的信念。

布罗茨基晚年时常遭遇来自同胞的“暴击”。对此布罗茨基反驳道，对于作家而言，他只有一种“最高等级的”爱国主义，那就是对母语的热爱；与之相反，践踏母语、摧毁传统文化才是彻头彻尾的“叛国”。据昔日恋人苏珊·桑塔格回忆，在一次访谈中，当记者再次言及这一话题时，布罗茨基先是引用托马斯·曼的名言——“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Where I am German Culture is），随后淡定地补充道，“我也一样。我在哪里，诗歌就在哪里”（Where I am Russian poetry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