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思想家：文学随笔十二篇》，[美] 埃德蒙·威尔逊著，李小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上海贝贝特，2026年3月出版，336页，58.00元
拿起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5-1972）的《三重思想家：文学随笔十二篇》（The Triple Thinkers: Twelve Essays on Literary Subjects，1948；李小均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26年3月，文学纪念碑，083），马上就想到和翻出他的《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To the Finland Station，1940；刘森尧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
《到芬兰车站》前面的“1971年作者序”一开头就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经常易于将其他国家的社会加以理想化……我们这种想法实在过于天真。”接着说“本书应该可以看成是一些家自认为在努力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忠实记录”。然后，他回应了一些对该书的批评。而且，似乎是为了在有限的程度上弥补一点原书中过于美化有些人物的缺陷，他在这篇序言中引述了一些“直到最近我们才真正有机会看到……的资料”。从写于1940年的“忠实记录”到1971年序言中的这些补充资料说明，以及关于新的版本（1971年版本）的说明，能够看出威尔逊对于“历史写作”的自我反思态度。
从《到芬兰车站》回到《三重思想家》，可以感到像是找到一种可靠的阅读语境。两本书都是作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思考与写作的产物，在历史的文学形式写作与文学评论的历史思考之间，有一条相通的思想脉络。
《三重思想家》收录了作者于三十年代发表的九篇文章，补充收录了三篇新作（《忧郁的本·琼生》《“罗尔夫先生”》《文学的历史阐释》）。威尔逊在该书“前言”中回应了那九篇文章发表后有读者和评论家提出的问题，对于了解和研究威尔逊的文学评论观念及写作方法很有价值。比如，关于狄更斯和豪斯曼，有人抱怨他没有谈及狄更斯的幽默和豪斯曼的诗歌，他说自己的意图是提供一些新见：为不太知名的作家站台发声，或者是唤起人们对著名作家的作品或其人生中遭忽视的方面的关注。关于狄更斯小说的幽默或豪斯曼的诗歌的哀婉，认为自己没有新见可言。而他关注的是豪斯曼的古典素养如何影响其诗歌，狄更斯后期小说中蕴含了哪些社会和道德批评，这些问题还未充分解答。而对于普希金或约翰·杰伊·查普曼这些当时大众读者几乎一无所知的作家，他会详细讲述他们最明显的特征。这是很有针对性的文学评论方法。
另外关于评论者在评述时的主观性问题，他承认存在或是美化，或是忽视某些方面的可能，原因是“在评论一部作品时，的确没有办法完全不考虑在特定时刻阅读的特殊感受。在这里，如在别的地方，一个人必须容忍某种相对性。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读到的并非作者当初写成的书；正如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个人也不能两次读到同一本书”（前言，iii）。最后这句话很有意味。读书人会时有这种感觉，但不一定是“温故而知新”，而往往是因为阅读的语境、心境不同了。
英国当代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2023）在生活中是嬉皮与享乐主义的混搭，他写的书评素有口无遮拦的“毒舌”之称，但是他对文学评论的态度是严肃的，热切地关注和阅读。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说：“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已经遥远得面目模糊。我曾经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打过工……我的私生活算中产波希米亚——就算不是直白的放荡，也是嬉皮风加上享乐主义；但只要一涉及文学评论，我就非常有道德。我无时无刻不在读评论，在浴缸里读，在地铁上读；我总是把埃德蒙·威尔逊或威廉·燕卜荪放在手边。我对这事儿很严肃，当时的人都这样。我们探讨文学批评总是流连忘返。”（艾米斯：《与陈词滥调一战》[The War Against Cliché: Essays and Reviews 1971-2000]，2001；盛韵、冯洁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前言，第1-2页）他对文学评论的严肃关注与探讨表明了一种深刻的认知和坚定的信念：以文学为内核的文学评论必须拒绝来自学科生产的伪精英化和网络时代的平庸化。从他对于威尔逊文学评论的阅读与重视，可以看到威尔逊的持久影响力。
埃德蒙·威尔逊
威尔逊的这本文学评论和随笔集为什么取《三重思想家》这个书名？答案当然首先来自扉页上的这句话：“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三重思想家，他还是什么？”（What is the artist if he is not a triple thinker？），出自法国作家福楼拜在1853年致路易丝·科莱（Louise Colet）的一封信中。在收入该书的《福楼拜的政治》中引述了这句话的原文（87页）。福楼拜话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思想家对现在的怀疑就说明阐述那些观念是近乎荒诞的；二是认为艺术家也应该是与思想家一样，而且应该是一个三重的思想家。但是这个“三重思想家”具体是什么意思，不容易理解，放在威尔逊引述这段话的前后文中，也仍然不好理解。我在微信中请教译者李小均，他也觉得这里有疑惑，认为“观念”这个词引起语义的含混，如改为“信仰”或“单一的信仰”就比较适合。对于威尔逊的“三重思想家”，小均兄认为是指艺术、政治和道德这三重，而且后文还谈到“n重”，或许说明所谓三重只是言其多，即多重的意思。我比较同意他对福楼拜的“观念”的看法，可以理解为思想家不应该有单一的宗教、祖国甚至社会的信仰；关于“三重”与“多重”的理解也是对的。至于“三重”对于威尔逊来说究竟是指什么，我想还可以继续思考。有评论认为，“书名的灵感来自福楼拜的观点，即艺术家应当是‘三重思想者’，这反映了威尔逊将文学分析、历史视角与社会分析结合的方法”（引自亚马逊网站）。这里提到的文学分析、历史视角和社会洞察三个方面，我认为可能比较接近威尔逊心中的“三重思想”。但是应该看到，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威尔逊实际上是认为福楼拜对于三种观念的拒绝与他自己的艺术实践是相矛盾的——福楼拜承认自己也有某种社会观念（88页），威尔逊也认为在福楼拜作品中的社会分析一直被忽视了（页），尤其是关于历史视角，对于《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的作者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应该看到的是，在《福楼拜的政治》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谈到高度肯定福楼拜胜过他的同辈作家的地方，就是他真正关心人类命运这样的大问题，虽然他反对泰纳和圣伯夫过于关注社会批判而牺牲了文学的其他价值，但他自己也似乎总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人物（85页）。福楼拜在一封信里对泰纳《英国文学史》的评论中，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关于艺术的观点，即在艺术生产的社会背景和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之外，还有个性化的东西，使之成为这个作家而非那个作家的特殊事实（85-86页）。实际上，以赛亚·伯林对威尔逊有过一个比较全面的评述：“他是约翰逊、圣勃夫、别林斯基、马修·阿诺德传统的最后一位重要评论家。他的目标和实践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框架中考察文学作品——这个框架包含着对作者人格、目标、社会和个人根源，周围道德-知识和政治环境，以及作者眼界的性质等方面的专注、犀利。直截了当、发人深思的观点——也是为了将作者、作品及其复杂的背景呈现为一个错综的整体。……对他来说．艺术散发着光芒，但不仅是通过它自身的光线。”（引自《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刘森尧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封底）柏林在这里谈到的那个社会框架中，其实就包含威尔逊自己讲的“三重”或“n重”思想——对有关作者个人因素、社会环境、知识-政治-道德环境等多重层面的分析与思考。
因此，关于“三重思想家”这个书名，既要看到威尔逊是以随笔的方式写作家与作品评论，并没有清晰地论述其涵义，同时也可以从他对福楼拜的分析、评论中，看到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艺术家应该具有艺术分析和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多重思考维度，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三重思想家”。在我的阅读语境中，我更为关注的是威尔逊文学评论中的历史思考与政治批判。
现在可以回到《福楼拜的政治》这篇重头文章。关于福楼拜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政治，威尔逊认为这是共和制与君主制交替的时期，也是政治思想极度混乱的时期。服膺启蒙传统的历史学家逐渐丧失信心，许多小说家和诗人鄙视政治和社会问题，转向为艺术而艺术。但他们的艺术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值得重视的是龚古尔兄弟在自家刊物上写下了这段话：“假话、大话、空话，这就是我们时代政客给我们的一切。不过是野心、、恶行在搬家，搬进刚搬出的公寓，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浪费，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和道德价值可言。我环顾四周，想找一个公正的观点，我一无所获。人们在冒险、妥协，希望找到工作……长远来看，你只有渐渐幻灭，厌恶一切信仰，容忍任何势力，对政治冷漠；在我文学圈中的友人身上，在福楼拜身上，在我自己身上，我都发现了同样的倾向。你会逐渐明白，你没有必要为任何事业牺牲，你必须学会适应现在的，不管它多么令人厌恶。你只能相信艺术，只有信奉文学。别的都是谎言和陷阱。”威尔逊接着说，“至少在艺术领域，通过英勇的努力，还有可能防止价值观的贬值。”（86页）在龚古尔兄弟描绘的时代政治图景中，尽管政治充满了野心、和恶行，到处是谎言和陷阱，人们不得不容忍和变得冷漠，但是艺术与文学仍然是值得相信和可以信奉的。威尔逊对于艺术的功能的表述更值得重视：能够防止价值观的贬值。我们知道，这是在十九世纪的法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认识福楼拜的政治态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怨恨法兰西第二帝国，以及为什么在同代人中他最崇拜的是民主人士、人道主义者和改良分子（88页）。他反对社会主义者，反对平等观念，反对普选，坚持认为需要的是“正义”。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给他带来可怕的冲击，导致他在晚年精神崩溃。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的巴黎给他带来极大的震撼，他认为人们如果读懂了《情感教育》，“这一切本来不应该发生”（96页）。这马上让我想起席勒于1793至1794年写给丹麦克里斯蒂安公爵（Friedrich Christian I，1721-1794）的二十七封书信合集《审美教育书简》，席勒从法国大后期的残暴中看到了“上层腐朽，下层粗野”的人性状况。福楼拜则说导致发生这一切的所有人都使他感到厌倦，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我是多么厌倦卑鄙的工人、的资本家、愚蠢的农民和可恶的教士”（96页）。
但是福楼拜在信中表达的对巴黎公社成员的态度更会令我们会感到不适：“巴黎公社成员都应该送去，这些嗜血的白痴应该像犯罪分子一样脖子上套着锁链送去清理巴黎的废墟。”（97页）我们知道，在面对巴黎公社的问题上，法国作家们的立场是判然有别的。儒勒·瓦莱斯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主编《人民呼声报》并参与五月流血周战斗；阿蒂尔·兰波加入了公社的自由射手队，以诗歌为公社欢呼；瓦莱斯、兰波和保罗·魏尔伦等人在当时就指责福楼拜和龚古尔“对巴黎公社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阻止的表态”（安娜·博凯尔、艾蒂安·克恩：《法国文人相轻史——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李欣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40页）。“这起事件以及对事件的残酷改变了一些作家的传统政治立场，导致他们重新组合。一直以来都不太尖锐的政治对抗变得针锋相对起来。”（同上，166页）这是在研究福楼拜的政治立场的时候绝不能忽视的问题，有些历史事件“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真正划分不同阵营的分水岭。儒勒·瓦莱斯曾经在报刊上攻击雨果，但是当雨果站出来为遭的巴黎公社社员说了几句话的时候，他和雨果又变得亲近起来。在与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福楼拜真的站错队了。关于巴黎公社风暴中的法国文人，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的最后三章有非常深刻的论述，其中也谈到了龚古尔和福楼拜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在威尔逊看来，福楼拜的政治观念和立场是相当复杂的。巴黎公社对福楼拜的影响，正如对许多法国知识分子一样，激发了他身上的资产阶级意识。他的一生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一生（96-97页）。但是他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描写了人类在十九世纪的流氓化，其中的人物都是那么卑鄙、平庸和怯懦。这里的流氓当然是资产阶级。的确，福楼拜这两部小说嘲笑和谴责了现代社会，通过与迦太基和底比斯进行对比，扯下了现代社会的面具。但在现代生活图景中，有着复杂的价值观和对社会进程的分析，这些是他描写古代社会的作品里没有的；我认为，福楼拜作品中这些社会分析一直遭到忽视，导致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情感教育》被大大低估”（页）。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指出：“福楼拜与其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共同点，比他自愿承认的要多，或许受之影响更大。在小说中，他习惯拿来作为试金石展示资产阶级之虚伪的人物，从来不是贵族（他们因为平庸所以与资产阶级没有区别），而是农民和工人。”（90页）这种政治与审美批判相结合的情感，不也正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吗？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保尔与冬妮亚在风雪中的铁道线上相遇的情景，那是青春启蒙中的爱情政治学与美学，爱情中的审美批判与阶级立场，没想到的是与福楼拜的文学政治也能沾上一点联系——“这干了半世纪劳役的苦婆子，就这样站在这些笑逐颜开的资产者面前”。威尔逊评述说“她有着同样的尊严和悲怆”（91页）。
再看看威尔逊对《情感教育》的评述。过去我在谈彼得·盖伊的《感官的教育》（《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赵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时候，说盖伊正是借用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这个标题，盖伊认为《情感教育》是一个年轻人成长的编年史，而他自己的《感官教育》想写的则是资产阶级的经验成长编年史（下册，480页）。实际上，威尔逊对《情感教育》的评论更强调的是“正是在《情感教育》中，福楼拜对社会的书写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理论”。他甚至认为福楼拜对1848年的描写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对同一事件的分析惊人地相似；在他看来马克思和福楼拜从非常相似的前提出发，受到毫不妥协的道德感驱使，都极端仇恨资产阶级，都不惜牺牲世俗的成功而游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91页）。他说读“《情感教育》如骨鲠在喉”（94页），这是一种何等强烈的阅读感受。他接着说《情感教育》在我们心目中种下了一种绝对不会忘记的怀疑论——“怀疑我们这个由制造商、商人和银行家构成的中产阶级社会，由靠投资生活或从事投资的人构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仅没有被其文化救赎，反而因此而终结，因为我们把所有部门的文化，无论政治的、科学的、艺术的还是宗教的，都变得廉价和无效，把爱情、友谊和对事业的忠诚等平凡的人际关系败坏和削弱”（94页）。从怀疑到批判，这不仅仅是威尔逊对福楼拜文学的政治与社会分析，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思想与批判意识。
更为深刻的是，从书中的塞内卡尔这个人物身上，威尔逊指出福楼拜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后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塞内卡尔的转变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身份，前者则认为塞内卡尔作为的行为和他渴望的那种统治，都来自他对于的渴望，他的转变是他所信奉的观念的自然发展——“福楼拜在这里要我们注意马克思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危险”，指的是当掌握了权力之后出现的那些灾难后果，而且应该有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威尔逊在1940年代读一个世纪前的这本小说，“发现它像一部伟大的戏剧或一首伟大的乐曲一样引人入胜、令人满足”（95页），显然是得之于他的历史视角与政治的和社会的分析维度，他的“三重思想”所产生的阅读分析。最后他说福楼拜的最终意图是超越对某一社会阶层的批判，把注意力和讽刺发展到对全人类，因为除了资本主义，他难以相信也无法想象还有别的出路（101页）。
《纪念普希金》是作者在1937年为普希金逝世百年而作。当时的英语国家读者对这位俄罗斯的伟大作家还了解甚少，他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对于人来说，就像哈姆雷特对于英国人来说一样重要而真实（33页）。于是威尔逊很快就从文学的审美分析帮助英语读者进入普希金的诗歌世界：“就艺术而言，他超越了他的时代；无论是写作《悼念集》的丁尼生，还是写作《恶之花》的波德莱尔，在从现实观察的世界中创造出古典诗歌一样精确牢固的作品方面，都无法超越普希金。”（40页）但是从社会与政治的维度来看，威尔逊对于《青铜骑士》的评论更为深刻，开头的一句话就是：“《青铜骑士》描写的是凡人争取幸福安宁的权利与国家追求统治的权力之间的悲剧冲突。”（55页）这首诗歌写的是1824年的大洪灾，普希金匿名捐助过这次灾难的受难者。《青铜骑士》中的主人公扮演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相关的角色，他是最卑微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已沦落到工人阶级。“他会被压碎，他的不会有人听到，甚至可以说，若非普希金将之写入诗篇，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听到。诗人的职责，正在于倾听，然后为沉默者代言。”（60页）因此，沙皇不允许这种之声被人听见，《青铜骑士》被审查制度压制，普希金死后才面世。威尔逊马上想知道的是在今日——当时是1937年，这部作品在苏联可能会引起怎样的反响，因为“毕竟，强制建造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劳工，与彼得大帝强令建造圣彼得堡的劳工并无不同”，还有就是彼得大帝以及经常与他相提并论的形象。他的这种联想和追问非常敏锐和接地气，同时也很有历史感。
美国作家约翰·杰伊·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1862-1933）曾经引起关注，但在生前就被读者遗忘。威尔逊说“他使我们意识到他同时代大多数人的平凡、褊狭和胆怯”（151页），这可是很高的评价。查普曼以法律为职业，对政治很感兴趣，是城市改革俱乐部成员，后来当了好俱乐部的。他不像那些政治改革家那么懂政治，对政治前景抱有狂热期望，对政治妥协极为蔑视。他有诗人叶芝所谓的“自然的纯粹力量”，令人恐惧不安。他在《政治苗圃》写评论专栏，攻击罗斯福和主张改革的塞斯·洛的活动，反对英国在南非的和美国在古巴、菲律宾的（154-155页）。他写的文学评论惊人地敏锐，威尔逊说“我想不起还有谁像查普曼一样敢下判断，不受世俗的偏见和情感左右。查普曼那时是——在我看来他仍然会是——他那一代人文学的最优秀批评家”（158页）。这个评语今天看来或许也可以移用在威尔逊的身上。
查普曼的政治态度鲜明反映在他的两部作品《因与果》（18）和《注重实效的鼓动》（1900）中。“关于我们的政治和遭厚颜无耻的商业利益败坏，《因与果》是最有力的政论之一。它开头用了一个辛辣的寓言，一个美国小城逐渐沦为一条途经铁路的附庸。在讲这个故事时，查普曼说，这就是美国内战后的全部历史。”（161页）或许更能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查普曼对文学的批判性态度：他指出众多的林肯传记习惯于拉长和粉饰，而对林肯的并不感兴趣；“我们所有二流品质的诗文都是同样的原因。精神诚实遭到削弱。从事文学的人关心什么‘有销路’，像半吊子政客的改革者”（162页）。从政治到文学、从社会到个人都是这样，面对这个世界，查普曼给出了行动方案。但他不再相信美国当时条件下可能出现有组织的政治改革，也不大相信经济学。他只是坚持“你看见残酷在你面前肆虐时，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挺身而出加以阻止，要么麻木不仁装聋作哑”（163页）。因此他追随爱默生，回到个体良知，发现了自己作为公民必须面临的处境：“你必须谈论事实，你必须举出名字，你必须找出动机。你必须说你心中所想。这是你摆脱死亡之躯的唯一方式。影射没有用。没有人在意影射。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你不够强大去面对个人生活中的这个问题，就别梦想能做公共服务。当然这意味着战斗。不是明天的战斗，而是今日的战斗。只有在战斗过程中，我们才能逐渐理解滋生出我们的这种、这种思维习惯、这种精神状态。首要的困难是认清；我们只有认清，才能像与空气作斗争一样去与作斗争。无所不在，以至于无以名之。你必须焚烧消毒剂。”因此，“我们只能采取个体行动”（同上）。还有比这更直截了当、更痛快淋漓的公共写作宣言吗？查普曼清醒地认识到他反对的那些势力坚如磐石，但他不为所动。有点遗憾的是，晚年的他从现实生活中撤离，投身历史和古典学，人们也不再倾听他。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威尔逊在这个论题上的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更是一篇非常难得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思想文献。从文学的阶级论、工具论、武器论到政治批判、社会批判与文学的关系，从苏俄的历史到现实，威尔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出那么精准和深刻的论述是让人惊讶和佩服的。我不知道在今天的学院文学课堂上，教师是否会解读和评述这篇文章，但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起码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来说是会有收获的。
最后一篇文章《文学的历史阐释》就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角度对文学的阐释”（288页），这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前面所讲的对“三重思想家”的理解。文章从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 Eliot，1888-1965）和乔治·圣茨伯里（George E. B. Saintsbury，1845-1933）的非历史批评谈起，回溯到十八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认为他是第一个对文学作品进行社会阐释的人。接着就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赫尔德的《历史哲学观念》对诗歌的论述，然后“文学批评领域的这种历史视角，在十九世纪中期法国批评家泰纳的作品里第一次全面绽放。……在1862年的《英国文学史》导论中，他宣布文学作品要当成时代、种族和环境三因素的合力来理解”（291页）。再往前就是俄罗斯的文学传统：批评家特别关心文学的政治意蕴，原因就是尼古拉一世的审查制度，普希金为后来大多数伟大俄罗斯作家奠定了这个在今天看来可称作“埋雷”的文学传统，比如他的《青铜骑士》。在沙皇之后，这个传统仍然存在，只是更复杂、更微妙了。
无论如何，威尔逊在最后告诉我们——也像是在安慰我们：“我们由此再次带回到历史的视角。……一个作家，若不想成为前辈的应声虫，必须为尚未表达的东西找到表达方式，必须掌握一套尚未掌握的新现象。对于人类思想的每次胜利，无论是在历史、哲学或诗歌中，我们都会深感满足：我们治愈了因浑沌而生的痛苦，我们摆脱了蒙昧之事的压迫性重负。”（301页）说到底，这就是文学研究的三重或N重思想的视角。